《中华读书报》第290期刊载了一篇署名钱茂伟的文章，题目颇为醒目，曰：“如此续《四库》怎堪忧？”纵观全文，作者钱先生有两大忧，一忧《续修四库全书》该收的书不收，“不该收的却收录了”；二忧《石匮书》的“乱帙问题”。
钱先生首先肯定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出版“自然是好事，其功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的”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以“陈建《皇明资治通纪》原本”等5种“海内孤本至今未见影印，而有些书则是重复《四库存目丛书》等丛书”为依据，得出“大有该收不收，不该收的却收录了”的结论。钱先生似乎已熟读了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书目，但可惜他没有留心一下“续修凡例”。“凡例”第二条写得非常清楚，其收录范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：1、《四库全书》失收（遗漏、摒弃、禁毁）而确有学术价值者；2、《四库全书》列入“存目”而确有学术价值者；3、《四库全书》已收而版本残劣，有善本足可替代者；4、《四库全书》未及收入的乾嘉以来著述之重要者；5、《四库全书》所不收的戏曲、小说，取其有重要文学价值者；6，新从域外访回之汉籍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者；7、新出土的简帛类古籍而卷帙成编者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作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，自有其编纂的原则和体例，它注重的是书的文献价值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，不必要也不可能收罗所有孤本；它有选择地采用“存目”、“禁毁”中有价值的部分，是为了弥补《四库》之缺，并不存在重复的问题。
尤其使钱先生感到“不可饶恕的”是“续修”的“硬伤”，“史部别史类张岱的《石匮书》乱帙问题”。钱先生认为：“张岱《石匮书》、《石匮书后集》是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明史著作”，《续修四库》版《石匮书》于“本世纪以后，突然在明初人物《陈遇秦从龙朱升列传》之前，冒出写明末崇祯朝人物的《辛卯殉难列传》”等“十卷传记”，与“《石匮书后集》卷50—60的内容”相同，这“是一个人为的错误。由于硬塞进了10卷传记，所以，《石匮书》列传的卷帙数涂涂改改，搞得面目全非，这在古籍整理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”。为了证明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“不可饶恕”，钱先生特地去查阅了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明明知道据“南京图书馆目录，列传确以《辛卯殉难列传》”等4卷“开头”，却又罔顾事实，硬说“后集10卷内容同时在前集与后集出现，这是耸人听闻的事”，“是一个人为的错误”，刻意制造“耸人听闻”的效果，非但学风不太正，甚至还有诬蔑之嫌呢。至于钱先生说“由于硬塞进了10卷传记，所以，《石匮书》列传的卷帙数涂涂改改，搞得面目全非，这在古箱整理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”云云，只能令人惊讶，难道钱先生这样一个高校历史系的“国故迷”，竟然没见过抄、稿本，不知道“卷帙数涂涂改改”或文字的涂改增删在抄、稿本中是屡见不鲜的吗？
众所周知，《石匮书》是张岱从1628年（明崇祯元年）32岁时开始利用家藏资料创作的一部纪传体明史巨著，历时27年才告完成，“事必求真，语必务确，五易其稿，九正其讹，稍有未核，宁阙勿书”。清康熙初年，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，
编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。张岱参与编修工作，得以看到崇祯一朝的大量邸报等材料，于是完成了记叙明崇祯朝和南明史事的《石匮书后集》。《石匮书》与《石匮书后集》是两部既有连贯性又互相独立的史书，而非“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明史著作”。两部史书在内容上或有交叉重复，并不是“耸人听闻的事”。《石匮书》“一直没能刊行”亦无道不明的“种种原因”，只是因为卷帙较混乱，且“目录没有流传下来”，给“整理带来了十分的困难”罢了。顺便提一句，南京图书馆所藏《石匮书》属稿本，不是钱先生所谓的抄本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。
南京图书馆藏稿本《石匮书》存208卷，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《石匮书》存207卷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版《石匮书》以南京图书馆藏稿本为影印底本，缺佚部分用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配补（穆宗本纪至熹宗本纪，皇后本纪，太子本纪，表，凡12卷，均系配补），是目前最完备的一个本子。影印古书的目的在于将善本、孤本化一为百，原则是保存古籍原貌，连钱先生“根据明代常见纪传体明史著作体例”，“大体”“搞清”即改变原稿次序的主张尚且未敢苟同，更不要说擅自“将续传六卷直接附于《陶仰用朱?如蒋武烈廖应登甘辉列传》后”了。
如果钱先生的考据再“仔细”一点，去“核对”一下原本，不单单靠书目做学问，那么也就不会“忧”了。编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是一项重大的出版工程，难度大，责任重，据笔者所知，从“续修”工委会、编委会，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，都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，力求确保学术质量，对于工作中偶尔出现的差错，也能不惜工本，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正，绝不可能让类似钱先生所担忧的“在古籍整理历史上”“史无前例的”错误存在。从海内外学术界对已经出版的“经部”、“史部”、“子部”的评价来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质量是完全有保证的，如此续《四库》应无忧。（上海古籍出版社
《续修四库全书》责任编辑章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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